第788章西北军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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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独自决定当日下午送蒋介石回南京。

他以为，这样做既可以向天下人表明其赤诚之心，又可以挽回蒋的面子。蒋再放他回来，更可提高领袖威信。

他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和东北军的得失。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金家巷东楼。有人报告蒋的住宅门前人来人往。还未搞清缘由，又传来飞机的声音。

周恩来恍然大悟，连说：糟了，糟了，蒋介石走了。

很快，他又得到消息说：张学良送蒋回南京。

放蒋的方针本来早已定了，张学良这样做的用心是好的，但他亲自送蒋的决定，又增加了以后事变发展的复杂性。

对此，周恩来扼腕痛惜，但已不可追回。

蒋介石走后，许多人以为蒋必定会实现诺言。西安方面也认为，和平已经实现，红军不必继续南下。

周恩来尊重友方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建议红军停止前进；并向杨虎城、王以哲表示：已到非苏区的红军，不侵犯原有的行政系统，不打土豪。

为了实现团结抗日，中共相应地改变了政策。

这种改变，以后发展为1937年2月10日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为国民党所接受，成为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周恩来在西安广泛接触各方人士，不断向中央反映他们的要求及自己的建议，对我党政策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有三种选择：一是实现诺言，发动抗战，允许共产党公开，让张、杨继续指挥东、西北部队。但他获得自由后，又不这样做了。

二是进攻西安，消灭西北三军，将中国再次推到内战的深渊去。

西安事变教训了他，他看到民心向背，知道这样做是行不通的。

于是，他采取了第三种折衷的办法：不放弃抗日的旗帜，又不马上发动抗战，企图把共产党赶回陕北，使东北军、西北军脱离张、杨。

1937年1月4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宣布扣押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在摆好阵势后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

甲案：东北军驻甘肃，西北军守渭河以北，红军回陕北。

乙案：东北军东移安徽、淮河流域，西北军驻甘肃，红军回陕北。蒋力图以军事压迫、政治分化来达到上述目的。

在军事力量上，西安三方同南京相比处于劣势，如果打，只会断送已赢得的有利于团结抗日的和平局面。

如果三方联合一致，严阵以待，那么蒋介石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

因而，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坚持到2月15日就可以利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呼吁救张，推动抗日。

这是比较好的对策，但实行这项对策的前提是必须坚持三位一体。

1月4日，应西安方面要求，周恩来电告中央令红军驰援。同时，他全力支持杨虎城、王以哲指挥部队，连设七道防线。

1月8日、9日，红军赶到三原、耀县、咸阳一带。虽然红军只有三万人，但是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极大地支持友军，稳定了关中的形势。

蒋介石看到三位一体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张学良欣慰地说：“没有想到西安能坚持这么久，只要西安能坚持，我就有回去的可能。”

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的状况日趋复杂。

张学良是维持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他被囚禁后，三位一体便出现裂痕。

首先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早已存在的两派逐渐变得互不相让，各行其是。

以王以哲为首的高级将领力主和平解决，但是除王以哲等少数人外，东北军高级将领多认为共产党势孤力单，不愿联共，有的已投靠蒋介石。

他们要求执行乙案，认为这样东北军可以就食于富饶地区，可以离开西北，离开红军。

由于王以哲、杨虎城、周恩来一致坚持接受甲案，他们迫于形势，难以出口。

东北军青年军官，多是团以下干部，或是张学良的幕僚，强烈要求抗日，思想激进，是张、杨发动事变的骨干分子，赞成联共抗日。

但是，他们之中一小部分人认为，无张他们则难以提升，根本不考虑接受甲乙两案而主张决一死战，希望以此救张回来。

这些人的义愤容易得到广大官兵和社会上的同情，到1月下旬，“主战”在西安占了上风。

杨虎城知道，若真打起来，只能速战速决，否则内部支持不住。张学良被扣以后，他对东北军不便过多干涉，因此也非常希望张学良回来，一起支撑局面。他主张和平解决，但是又同情主战派救张回来的急切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