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7章陈济棠其人 (第2/2页)

蒋介石为笼络陈济棠替他牵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指定中央政府将粤税收入全部拨给陈济棠作军费。

这样，“南天王”与蒋介石既有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之时，又有相互猜疑、反目成仇之日。

1931年2月，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南京汤山，陈济棠等人愤慨万分。

因为胡汉民和李济深本有师生之谊，而粤军将领，包括陈济棠等实权人物，多系李之旧部，与胡感情较深。不久，广州等地便掀起了反蒋高潮。

陈济棠于5月份联合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

5月27日，广州组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李烈钧、唐生智等16人为国府委员，成立国民政府。

他们于第二天发表宣言，并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电，限其24小时内引退。

后来，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下台。

蒋介石下台后，陈济棠等虽然宣布撤消广州的国民政府，但又成立“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以“均权分治”为幌子，而行军阀割据之实，将广东搞成半独立状态。

陈济棠的目的是控制这些机构，守住广东地盘，永踞“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自知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实力都不如蒋介石，又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居心叵测，对广东的“分庭抗礼”绝不会轻易放过。

因此，陈济棠对蒋介石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

此时，蒋介石正倾尽全力对付赣南红军，无暇与陈对阵，便采取安抚政策，封陈济棠为“围剿”红军的“南路军总司令”。

但陈并不愿替蒋介石卖命，只想保存实力。蒋因此骂陈“借寇自重”，但又无可奈何，广东局面于是得以暂时偏安。

自第五次“围剿”开始，蒋介石曾数次派员来粤催陈济棠出兵赣南围攻红军。陈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用红军力量削弱甚或消灭粤军，实现“一石两鸟”的阴谋。

陈济棠的如意算盘是：赣南红军能拖住蒋介石的主力和隔断蒋介石从江西进攻广东之路。

因此，他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拥兵自重，保住地盘。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否则，蒋介石翻脸也不好惹，于是，只好对蒋耍起了阳奉阴违的策略。

陈济棠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调动，勉强派余汉谋军从粤北入赣南，独一师派一部出闽西，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的饷械。

而在暗地里却又给红军送去一批子弹、药品、食盐、布匹等，对红军作出友好姿态。

1934年春，蒋介石嫡系部队李玉堂等部陈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构成威胁。

尽管陈济棠撕破脸皮，连蔡廷锴最后一点血本——十九路军残部黄春和旅也缴了械，绝了蔡廷锴最后希望，但由于和蔡过去是上下级关系，犹觉隔墙有耳，芒刺在背。

陈济棠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对蒋介石不能不作进一步的恭顺表示了。

另外，陈济棠当时不断向外国买进大批原糖，在广东糖厂加工，冒称广东白砂糖，即当时社会上的所谓“无烟糖”。

由于陈济棠把这种糖贴上国产的标签，“广东白糖”远销华北、华中等地，并得免重税而获巨利，这可说是明日张胆的营私漏税勾当。

蒋介石对这一情况釆取机变的办法，除军事上施予威胁外，还取消粤糖免税办法。

唯一交换条件，是要陈服从“中央”，同意增兵向赣南寻乌、会昌进攻，同时以发给战时补助相诱。

陈济棠在蒋的威逼利诱下，只好俯首贴耳，增添李扬敬纵队即第二纵队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共投入6个师，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