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0章新四军的诞生 (第2/2页)

在浙南，粟裕、刘英等从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中得知新的时局和党的方针、政策后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鲜明而又及时地表明立场和态度。

在闽西南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从香港、汕头的报纸中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闽西积极活动，以推动国民党抗战，推动全国的抗日高潮，并印刷了大批标语、口号以及《告粤军书》、《告群众书》等文件，广为散发。

黄道是实行战略转变较早的。1937年初，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的他在崇安偶然看到一张从广丰包盐回来的旧报纸上刊有西安事变的消息。

接着又在截获的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上面记有“一二·九”运动。

黄道察觉到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经过开会研究讨论，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开始实行战略转变。

同年春，汀瑞边游击队从报刊上获悉中共中央实行联蒋抗日的方针后，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

同年10月，中共皖赣特委获悉项英、陈毅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后，发出《告皖赣同胞书》，重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南方8省游击区的红军游击健儿，开始了由国共对立的国内革命战争向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战略转变。

这一战略转变，为后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扫除了思想障碍，统一了步调。

南方游击队虽然先后行动起来，但都以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与国民党谈判。

中央指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

未确实谈判好以前，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名义进行独立的活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谈判好以后，即“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这为南方各游击区的谈判指明了方向。

1937年9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代表陈毅，同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在大余县池江圩举行谈判。

双方就停止武力进剿、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和政治犯、游击队改编成抗日义勇军、听候调遣抗日等问题，达成七项协议，并呈报国民党地方当局核准。

11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参谋长熊滨，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副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及赣南七、八个县的县长，在赣州举行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报纸却诬蔑谈判为“油山共匪投诚”，陈毅义正词严提出抗议，迫使当局转变态度。

赣州谈判终见成果，双方就停止进剿，集中点编、经费给养、干部委用、部队整训等问题，达成九项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