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3章皖南事变 (第2/2页)

但蒋介石诡称已电顾祝同查询真相，实则密令各部切实执行其“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毒计。

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地抗击了国民党反动部队的围攻。

经七昼夜血战，终以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率领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蒋介石随即又在1月17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其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并令汤恩伯、李品仙的20余万军队进攻江北新四军。

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已达顶点。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坚决的斗争政策。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

1月20日，毛主席发布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声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和亲日派的阴谋。

并向国民党提出悬崖勒马，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停止挑衅，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废止一党专政，逮捕亲日派首领等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坚决斗争，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

1月17日，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并打电话怒斥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当《新华日报》关于揭露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立即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进行了有力的声讨。

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散发传单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

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动也表示不满和愤慨。

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赞成蒋介石打内战。海外华侨也反对分裂。在国际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1941年2月，蒋介石加紧筹备于3月1日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企图通过邀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以粉饰门面，欺骗舆论。

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会议。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承认中共及民主党派和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十二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

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赢得中间势力的拥护和支持，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3月8日，国民参政会仍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

3月14日，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提前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问题。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

从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有的学者认为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动了苏北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

从主观上讲，则是由于新四军领导人对形势判断的过于乐观和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皖南事变的发生，根源在于国民党蓄意制造、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

在抗日战争中限制和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是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延续。

1937年夏，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危及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终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老对手带到了守土抗战的同一条船上，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的政策，达成统一合作协议，共渡劫难。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节节阻敌，八路军和新四军则迅速开赴敌后作战，配合正面战场。

两个战场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别牵制着大量日军，使日本侵略者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国民党当局对八路军、新四军也屡有嘉勉，正如陈毅所说：“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

但是，对抗战中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共武装，蒋介石始终心存忌惮，不断谋划对策，不仅纵容一部分顽固反共势力制造磨擦，而且积极筹划和鼓动更大规模的反共行动。

蒋介石当初同意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是形势所逼，大势所趋。

所以当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壮大了，蒋的心里就失去平衡了，蒋就要对共产党加以限止了。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武装力量不断挑衅，制造磨擦，“皖南事变”是这种挑衅、磨擦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