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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一封北京来信送到了顾十七手中。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落款只有"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几个字,但顾十七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字迹——邓老的回信来了。
他躲进农科院的储藏室才敢拆开。信很短,只有三行:
"小顾同志:
稻种已收到,甚好。
近期或有变动,凡事谨慎。
老邓"
顾十七的手指微微发抖。这封信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邓老在暗示中央要有大动作。
"在看什么?"郑敏突然推门进来,吓得顾十七差点把信吞下去。
"邓老的回信。"顾十七把信递给她,"情况不妙。"
郑敏快速扫了一眼,脸色立刻变了:"我爸昨天说,中央要开特别会议,讨论'经济工作方向问题'。"
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读出了担忧——这是保守派要发起总攻的信号。
三天后的早晨,顾十七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郑敏站在门外,脸色苍白:"我爸被紧急叫去北京了。"
"什么时候的事?"
"凌晨三点。"郑敏咬着嘴唇,"办公厅直接派的车,连秘书都没让带。"
顾十七立刻想到了那封信。他拉过郑敏进屋,反锁房门,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箱。
"这些都要处理掉。"他打开箱子,里面是厚厚一叠笔记和图纸——杂交水稻的详细数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步骤、甚至还有未来乡镇企业的规划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