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4章 北上的列车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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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先生的难处，李介生是理解的。

当时，蒋介石唯恐红军进入四川腹地活动，在成都一带布下了重兵，增加了岗哨，整个成都戒备森严，过往行人都要受到严格的盘查，警察也经常在夜间闯入居民家中查验户口。

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李介生看到成都不便久留，于是在胡公著家逗留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便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尽管在成都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美丽传说的城市待的时间很短，更无心领略府南河宜人的风光、观赏杜甫草堂“诗圣”的遗迹、参观武侯祠诸葛孔明的前后《出师表》。

但李介生并没有忘记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刊出一则《廖家骏启事》。

不几日，报上极不惹眼处全文刊发了这则遗失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1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再也普通不过的启事传递的却是极不普通的信息。

登启事的那位“廖家骏”便是李介生，这则启事的内容是李介生出发之前与周恩来商量好的。

启事内容是事先约好的暗号，以此表示自己已冲出重围，安全到达成都。

在重庆，李介生又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敲开了刘伯承弟弟家的大门。

刘伯承的弟弟自己开了一家药铺，经常有人来往，活动比较方便。

李介生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并托人购买到上海的船票，准备前往上海。

几天后，李介生告别了刘伯承的弟弟和几十天来一直护送自己的战友席懋昭。

上船前，李介生紧紧握着席懋昭的双手说：“懋昭同志，太感谢你了。这次路上太匆忙，等革命成功后，我要再回到成都来，找你一起去看杜甫草堂！”

席懋昭也笑着说：“好，我到时候一定在成都恭候！一路上请多多保重！”

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之后，李介生踏上了新的征程。

席懋昭完成了护送李介生的任务后，返回雅安。

但这时，敌人已获知了他的身份和行踪，正在捉拿他。

席懋昭闻讯后马上折回成都，寻找党的组织，但未能找到。

后来，在前往仪陇老家的途中被国民党别动队逮捕。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席懋昭对护送李介生出川一事守口如瓶，敌人也拿他毫无办法。

西安事变后，经人保释，席懋昭才脱离虎口。

在重庆与席懋昭分手后，李介生坐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几天之后，到达上海。

此时的上海与以前已大不相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李介生一时没有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上他仅从报纸声明的叛徒名单中就发现有70多人认识自己。

因此他只好先去找老朋友、时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的章乃器。

安顿下来之后，李介生开始着手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一方面，他通过章乃器的弟弟、当年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地下党员章秋阳找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负责人浦化人等同志，了解上海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一方面他通过潘汉年的表弟潘渭年告诉在香港的潘汉年立即来沪。

为了能尽快与白区党组织取得联系，红军在二渡赤水之后，张闻天曾代表党中央通知潘汉年，要他先行一步，同李介生到上海恢复党组织。

再说，潘汉年从遵义出发后，一路经贵阳，绕道广州、香港抵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