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7章两广事变 (第2/2页)

当时，机场人员不知底细，误为日本人来接收飞机场，不禁哗然，引起一场虚惊。

在起兵前的会议上，陈维周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两广方面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两广的行动。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

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

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通过了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全国（即“冬电”）。

宣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致诚，吁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

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拥护“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

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

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

“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

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进军。

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

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

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又在洛阳、潼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左右。

蒋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杨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

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伺机进攻两广。

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海空协同陆军作战。

此时，蒋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