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6章两广事变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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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是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动的一次事变。

两广事变是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其导火线是蒋介石欲利用胡汉民之死来消除两广割据的局面。

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

1931年（民国二十年）2月28日，发生汤山事件，再造派领袖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大权，树起反蒋旗帜。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蒋介石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汪精卫被刺事件后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原广州国民政府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借助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胡汉民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藩”。

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剿共”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介石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翦除异己势力。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月，蒋介石借“剿共”成功染指川、黔、滇之后，蒋介石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蒋介石要解决两广割据的首要步骤是拉拢胡汉民。

早在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借国民政府之名诱胡北上，胡未为所动。

次年底，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再次以调整负责人名义，提名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企图以这样的高位，拉胡入京，但又为胡所拒。

当时，胡汉民一方面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对抗，另一方面又受制于陈济棠，深感在粤无可作为，遂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

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去香港，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

1月7日，蒋又特派魏道明为其私人代表，持蒋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并电胡入京主持中央大计。

西南方面则先派了与胡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晓生到新加坡等候。

陈济棠为稳住胡汉民，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并接受白崇禧提出的三点办法：（一）政治上尊重；（二）经济上支持；（三）生活上照顾。

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之邀，从香港到广州。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

1月30日，胡汉民电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名，拒绝入京。

胡居住广州，时而同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屈辱外交政策。

胡汉民痛斥当下进行的“中日关系调整会议”“尤属乖谬”，“政府直自置中国于朝鲜、台湾之列而为日本之保护国矣”。

蒋对胡之不来京，似乎早有心理准备。他在日记中写道：“闻汉民诋中央政治，表示不来南京，人以为忧，我无所谓，或以为慰乎？”

此时，蒋处理两广问题之方针发生转向，从偏重政治之“团结”转向侧重武力之“统制”。

他在2月中旬的日记中反复思考两广问题，忧虑“两广未统一，何以对外？”认定“两广终久必为祸患，非统制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