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6章两广事变 (第2/2页)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与象棋高手潘景夷下象棋，因棋局不利，构思过度，竟突发脑溢血而暴亡。

蒋介石认为胡汉民之死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

5月13日，蒋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京晤谈。

次日，陈维周乘飞机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

陈维周在南京探悉“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

陈济棠对此面有难色，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将步其后尘，遂萌生联合广西一起反蒋之意。

蒋介石见陈济棠动作迟疑，于5月19日以吊唁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

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

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

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

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

统一币制。

这五条实际上是要求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也就是说，陈济棠必须从“南天王”宝座上退下来。

五条同时表明了，蒋介石已把先收拾广西，稳住广东的战略方针，改为先解决广东，再吃掉广西，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的战略构想。

陈济棠当即与前来吊唁胡汉民的白崇禧密商，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

时值华北日本侵华气焰嚣张，日本逼蒋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对华北大举增兵，威逼中国签订中日“共同防共协定”。

陈济棠看到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个可供利用的借口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

他致电李宗仁，认为全国民众抗日救国呼声日高，两广联合反蒋，唯有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白崇禧见陈济棠抗日反蒋意志坚决，势在必行，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

另一方面，白崇禧认为蒋介石军队的主力正集中在黄河流域，急于解决西北剿共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

加上华北日本侵华局势吃紧，蒋介石决无余力可以南犯；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同情，扩大西南声势，退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向西南让步。

陈济棠敢于起事反蒋，还受其兄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的陈维周及身边术士翁半玄的怂恿。

陈维周入京谒蒋回粤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

术士们也进言，谓蒋气数已尽。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

翁半玄为陈济棠扶乩，得“机不可失”之语，加上白崇禧对形势的分析，认定举兵反蒋时机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