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9章陇东的反顽和反磨擦 (第2/2页)

1938年底，国民党召开的长沙、南岳军事会议上确定：抽调三分之一的部队（约60个师）赴华北、华中，以“游击战”为名专门与共产党搞磨擦。

1939年1月，国民党在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又相继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以及专门针对陕甘宁边区的《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

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由“政治限共”到“军事反共”，反共阴谋和活动进一步升级。

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活动遍及陕甘宁边区、华中与华北。国民党反动派在华中、华北制造磨擦事件，破坏后方留守处，惨杀八路军伤病员和革命群众。

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全国发动了3次反共高潮。第一次反共高潮是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

在“军事限共”的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与抗日军队发起进攻，其重点在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抗日根据地，陇东成为反顽与反磨擦斗争第一线。

1938年2月，国民党西安行辕主任蒋鼎文通令各县不得与边区政府发生关系。

11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向陇东派员“严密监视”，诬蔑我抗日群众团体为“流痞之结合”。

朱绍良给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发出指示，对八路军派员赴该县进行民运工作提出种种限制，明确指出如违反，“县政府得制止或解散之”。

邹介民随即解散了镇原平泉、新城、中原、屯字等镇群众抗日组织和民众团体，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和根据地民主政权。

国民党庆城县也予以效仿，解散了本县赤城、彭原、蒲川等地群众抗日组织。国民党宁县政府解散了救国会，不准人民成立“保后援会”。

从1939年6月起，国民党就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构筑工事，建立封锁线。整个封锁线由五道沟墙和堡垒构成，堡垒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达黄河，绵延千余里，妄图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切断。

由于两种政权的存在，国民党反动派军地两级组织极为仇视我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积极组织和利用当地收编土匪势力及反共民团与

我为敌。

从1937年到1939年初，陇东国民党政府多次制造事端，调动地方顽军与我为敌。

1938年3月，环县国民党政府暗中支持政治土匪赵老五（赵思忠）及其手下耿志平、缪富录等，偷袭河连湾我地方党政机关，杀害党的干部和群众十多人。

1938年12月，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督查专员公署（驻陇东西峰）专员钟竟成怂恿驻西峰国民党军队165师突入我庆阳的白马铺、赤城一带，打伤我驻地军民，制造事端。

1939年3月1日，国民党合水县店子区区长王永清（外号王狼）带保安团封锁我八路军军粮，目的就是要挑起事端。

我驻守部队警7团八连连长陈凤山前去说理解决，被王永清抓去扣押。我驻防部队三营营长罗得胜率部队在安集堡将王永清抓获，解救出陈凤山和几名战士。

1937年，我八路军在镇原设立办事处，1938年撤销，成立驻镇原民运科，由吴志渊负责民运科具体工作，并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地方人民政权建设，他们先后在平泉、马渠、太平、新城及孟坝发动群众，组织救国会、农会、抗敌后援会、自卫队等农民组织。

1939年年初，国民党镇原县长邹介民采取各种刁蛮措施和武装方式强令散这些组织，并声言群众“接近八路军者就是汉奸”。

1938年12月，八路军一部分伤病员从三原附近的云阳镇向关中分区陇东边界的旬邑县土桥镇转移。

国民党陕西第七行政区专员张明经、旬邑县县长张中堂，调集保安队鸣枪威胁，殴打污辱，迫使八路军伤病员退出土桥镇。

他们在伤病员驻地周围构筑工事，禁止外出，我伤病员被迫撤出土桥镇，迁到旬邑县八路军驻防营地。

同月，甘肃国民党省主席国民党顽军165师一个团未经双方协商同意，开进八路军驻地白马铺、赤城一带，威逼我八路军驻军，捕捉八路军民运人员，摧残当地民众运动。

同时调集一个团兵力，对我八路军三八五旅一部形成包围之势，双方剑拨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