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2章反清乡、反扫荡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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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汪大铭等正在吃晚饭，日伪军分两路包围了他们的驻地。

汪大铭指挥一个排掩护，其他人向公路东边转移。日伪军抢占了一块高地，用机枪向汪大铭部扫射，大家只好乘日伪军装子弹的空隙撤退。

战斗结束后，汪大铭部两人牺牲、三人受伤。

大多数时候，为了不暴露目标、机动灵活，各个武工队分散行动。

有时，新四军也需要集中力量攻打日伪军的“清乡”据点。

1943年5月8日，新四军用两个连的兵力夜袭包巷。

包巷是一个大村庄，原来是新四军的活动地区，村里有地下党支部，“两面派”也在新四军的控制下。

而据点内的主力是从镇江新调来的四五十名日军，尚未构筑碉堡工事。

事先新四军做准备工作时，发现村里的狗很多，晚上部队一进村，狗就会大叫，惊动据点内的日伪军。

于是新四军通过做群众工作，当晚让村民都把狗关在家里。

新四军两个连携带200多个手榴弹乘夜色入村，除了敌哨兵发现有人来袭、打了几枪逃跑外，睡梦中的日伪军共80多人全部被消灭在据点内。

可以说，包巷作战以极小的代价取得胜利，充分体现了战斗中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重要性。

当然，新四军并不是每一次袭击日伪据点都能获得成功。

1943年7月2日，汪大铭部与王直部队会合，于当晚进攻句容县的张边伪据点。

由于碉堡里的新四军内线没有发挥作用、发动攻击时间太迟（一打天就亮了）、部队攻击精神不够等原因，没有攻下日伪据点的碉堡。

7月3日晚上，汪大铭部继续进攻张边据点，日伪军用步枪、驳壳枪和手榴弹阻挡汪大铭部，一直到天亮前，仍未攻下，汪大铭部只好撤退。

不久，张边据点的日伪军怕新四军再来攻打，自动放弃此据点，逃回句容，可见其战斗意志较为薄弱。

汪大铭部平时的工作，除了与敌人周旋、作战外，还包括护送我方相关人员来往长江南北，保障日伪“清乡”区地下交通线的畅通。

还有领导当地群众破除日伪已经修筑的竹篱笆墙，破坏公路上的电线杆，以打乱日伪“清乡”的日程安排。

他们还对伪军开展工作，争取其成为有利于新四军的“两面派”，明面上为日军工作，暗地里为新四军工作。

并且联络当地上层分子，对他们进行局势宣传与教育，布置公粮征收等事项。

再就是写信给地方伪组织人员，警告他们，使他们发生恐慌动摇。

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下半年，汪大铭还组织领导了当地的整风运动。

在9月的日记中，他对整风运动的相关活动记载十分频繁。

9月18日，汪大铭与洪天寿（镇句县长）谈话，准备整风学习的报告。

9月19日讨论整风学习的具体计划。

9月21日汪大铭参加句容县委学习小组，编制《整风通讯》。

9月23日，汪大铭给党员上整风课，宣讲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

9月24日召开整风小组漫谈会。

日伪“清乡”区内的局势如此紧张，中共干部依然认真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5月，苏南区行政公署副主任邓仲铭主持会议时提出，坚持在日伪“清乡”区的人员要队伍精悍，有决心，以武装斗争为主。

说要跑得、饿得、打得，每人准备一根麻绳，便于渡河涉水，要准备流血牺牲。

这一要求反映了苏南抗日根据地干部艰难、危险的处境及经受的锻炼。

同年8月，邓仲铭在江宁遭遇敌情，过河时因渡船沉没而牺牲。

1943年，西路地区的党政干部共牺牲200多人，占全体干部的20%。

苏皖区党委调研室的程桂芬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夏，大批干部被捕，溧阳县区委书记、区长等十几名干部中，牺牲与被捕的有4名。

程桂芬也在当年夏天被捕。被捕的根据地干部，有不畏强敌牺牲者，也有叛变投降者。有的干部没有被捕，但无法在危险困难的环境中坚持。

1943年6月，时任镇丹县长的包建华在被日军突袭后，恐慌不安，擅自决定西出竹篱笆，离开日伪“清乡”区。

他后来以到上海治病为名，投靠了在汪伪政府任职的句容同乡巫兰溪。

包建华被汪伪派回镇江后立功心切，由于他掌握的信息情报多，新四军多个秘密联络点被破坏。

1943年8月27日，汪大铭在日记中记录了开除包建华党籍的决定，此后也有解决包建华问题的相关记载。

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是苏南地区最早开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良好。

虽然因日伪军势力较强，环境复杂，新四军武工队需要不断迁徙，作战也不一定顺利，时有干部被捕、叛变，但是汪大铭领导的小分队还是在1943年反“清乡”中坚持了下来。

日伪军企图彻底消灭“清乡”区内的新四军，在广大农村建立稳固统治，但是由于新四军干部自身坚强机智，又有群众掩护，他们似“深水之鱼”，继续沉潜于日伪“清乡”区，伺机出击，照常工作，使日伪的“清乡”企图无法实现。

当然，能成为“深水之鱼”，并非一日之功，它有历史的因素——1939年新四军开辟茅山根据地后若干年的群众工作卓有成效。

也有现实的因素——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内执行极为灵活的政策，吸取1941年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争取“两面派”，及时掌握乡保长的动向。

还与地理环境有关，这里丘陵多，便于隐蔽。新四军在日伪“清乡”区的坚持，给老百姓以信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新四军都不会放弃根据地。

紧张的战斗和行军生活，使新四军干部面临睡眠缺乏、卫生环境极差等情形。

这种情况在日伪“清乡”之前就开始了，不过在“清乡”时变得更为严重。

早在日伪“清乡”开始之前的1942年4月，因日伪军扫荡，汪大铭一行晚上移到山湾里一个极小的茅棚中。

敌情很紧张，天下着大雨，因为找不到一捆干稻草，大家都挤在泥地上睡觉，满地都是跳蚤，但不知不觉也睡到天明。

5月17日，大家又是挤在一间低矮狭小的茅棚里，睡觉时不能动弹。加上下雨屋漏，当被子盖的棉衣也都淋湿了。

如此潮湿、紧张的环境，很容易导致身体不适。果然，几天之后，汪大铭生病，大腿非常疼痛，身体发烧，原来是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疖子。

他觉得大概是多日来风吹雨打、受寒积热所致。

当时汪大铭正陪同谭震林北渡长江，抵达江北新四军第二师师部。汪大铭因发烧被送进第二师师部医院。他本不愿意去，是战士们用一副担架硬把他抬去的。

不过因为药品缺乏，汪大铭长的疖肿只能做一般外科治疗，既没吃药，也没打针，只用热敷和膏药。

医院院长宫乃泉亲自来看汪大铭，给他检查诊治。待疖肿化脓，烧退之后，虽然疮口未好，但汪大铭还是坚持回到了第二师师部。

1943年这一年，由于日伪发动“清乡”，敌情格外紧张，行军作战多，汪大铭一共生了六次病。

第一次生病是3月下旬，因为连日熬夜眼睛红了，影响视力，看不清东西。晚上行军时，汪大铭走错了路，以致走了许多弯路。

第二次生病是7月下旬，22日晚上受寒，突然发冷，23日天亮以后发烧，一天都头昏脑涨，浑身没有力气。

但汪大铭还是参加了句容县委的工作总结会议，晚上移住景家冲。

24日精神转好，正常工作。

第三次生病是10月13日，汪大铭腿上又长了大疖子，脚不能着地，晚上勉强骑一头牲口到部队，由王医生上了点药后好转。

他还感叹当时镇（江）句（容）干部的身体状况普遍不好，王曼（汪大铭的妻子）、陈耀华、程强都病倒了，洪天寿、雷干、惠民亦有摇摇欲坠之势。

原因是干部们过度疲劳，卫生医药条件太差，生病了也都任其发展、传染。

汪大铭提到的陈耀华当时任镇句县委书记，他生病后，汪大铭代行县委书记的工作，又增加了工作压力。

汪大铭第四次生病是10月底至11月初，还是腿上的疖子复发，这次比较严重，全身发热，连续多日不能走路。

但他还是骑着樊玉琳的小毛驴，参加整风讨论会、开中心小组会议等，手中工作并没有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