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9章失误与失陷 (第2/2页)

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而余汉谋的作战思想却没有随之改变。

1938年10月9日，日军第二十一军在海军第五舰队的配合下，从马公起航，两天后抵达了大亚湾。

当时守备在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仅只有一个新编成的特务营，他们对日军的行动始终没有丝毫的察觉。

10月12日凌晨，日军的先头部队在数十艘军舰和一百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大亚湾实施强行登陆。

面对突如其来的日军，惊慌失措的中国守军一触即溃，只好仓惶撤退。

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团在大亚湾顺利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在占领淡水后，于10月14日迅速推进至惠州附近。

而日军第104师团在大亚湾东岸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稔山、吉隆，随后又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在第18师团的后边逐步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近卫文麿在东京会见了各国的大使，向他们宣布日本在中国华南地区的战事正式打响，并要求其他各国禁止向中国提供任何援助。

看着形势日益严峻的广州，蒋介石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紧急从武汉战场抽调出在九江以南的第64军和第66军支援广州。

但是，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蒋介石派出的身在千里之外的国民党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余汉谋果断命令第151师坚守惠阳，第153师主力和独立第20旅占领横岗一带阵地，掩护广九路。

另外，余汉谋还调集了驻守在潮汕、海丰以及陆丰防务的第157师赶赴横沥，来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

10月14日夜晚，日军冒着大雨向惠阳城发起攻击，国民党第151师依托着城防工事进行顽强抵抗。

战斗激战至15日拂晓，由于双方兵力和火力上的巨大悬殊，第151师被迫撤出惠阳，之后惠州也落入了日军的手中。

日军占领惠阳、惠州后，立即渡过东江，沿着广惠公路向广州方向急进。

身在广州的余汉谋得知惠阳和惠州失守，紧急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上决定：

“集中兵力，在广州近郊的增城设置一道临时防线，与日军展开决战。”

其实，余汉谋已经做好了放弃广州的准备，如果按照预定计划在广州和增城之间作战，最起码可以阻挡日军三至五天的时间，这也就为撤出广州争取到了一些时间。

10月18日，日军行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与中国军队第153师459旅展开了激烈的正面交火，第459旅旅长钟芳峻率领部队奋勇作战。

但在日军强大炮兵的猛烈轰击和空中飞机的狂轰乱炸，以及日军骑兵的两翼包抄下，钟芳峻的第459旅几乎伤亡殆尽，再加上负责侧翼的友邻部队早已溃散，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

10月20日，日军占领了增城，并继续沿着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快速行进。

广（州）增（城）之战是整个广州战役中，交战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史》中记载：

“日军伤亡1923名。”

而中国军方的记载：

“中国官兵阵亡2954名，负伤5645名，失踪2643名。”

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第一次空袭广州起，对广州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参与空袭的日军飞机共有近百批九百多架次，共炸死无辜的居民六千多人，炸伤近八千人，毁坏房屋四千多间，毁坏船只近百艘，此时的广州城也已经是毁坏严重。

10月20日夜里，余汉谋得知了增城已经失守，为了保存实力，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一起，带着党政机关向粤北撤退。

10月21日，广州落入了日军的手里。

余汉谋作为一个广东省的地方军阀，为了保存实力而放弃广州，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强烈的反响，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道：

“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

在当时的广州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由于日军在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日本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作出决定：

“第5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

10月22日凌晨，日军第5师团在海军第5舰队的保驾护航下，从大亚湾出发，绕过香港，进至珠江口。

在空中飞机和海上舰炮的火力掩护下，日军登上西岸大角岛，但遭到了驻守在大角炮台守军的顽强抵抗。

日军再次出动了一百余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对大角炮台连续进行了一昼夜的轰击，驻守在大角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加强营的近五百名战士全部壮烈殉国。

随着虎门要塞司令郭思演的一声“撤退”命令的下达，虎门要塞也陷入了日军之手。

至此，为时两个星期的广州作战宣告结束，而此时，蒋介石派来增援的第64军、第66军还没有到达。

广州的失守，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

而身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的余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中国守军几乎没有组织起有力地抵抗，日军仅用9天的时间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广州，达到了策应武汉会战的目的。